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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村改革实践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作者:     2016-03-21 14:01     关键词:国外,农村改革实践,新农村建设,启示 人气

    新农村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就曾经多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但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和过去财力及政策导向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构想仅仅停留在较低的层面。而此次中央重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不仅是因为我国已完全具备了实施这一重大战略的政策环境和强劲的财力支撑条件,而且也由此看出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第四代中央领导核心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决心和他们所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再者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对过去新农村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要求。可以预计,扎实推行这一重大战略必将对实现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产生划时代的重大影响。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要想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涉及到我国8亿农民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尚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在当前大张旗鼓推进新农村建设热潮中,我们很有必要冷静地分析研究并借鉴国内外比较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国外好的经验,毕竟他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给我们趟出了一条基本可行的路。虽然中外的国情不同,但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很多经验却是相通的。最基本的就是要围绕农民就业增收这个核心,发展经济,并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这方面,韩国、日本、德国等建设新农村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成为不少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典范。通过对他们农村建设的研究和学习,一定会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国外几个典型农村建设的实例介绍

    (一)韩国的新村运动

    1.新村运动的背景

    (1)社会的不稳定、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五六十年代的韩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因政治动乱使许多老百姓死于非命。还有卖儿卖女,打架斗殴,打老婆孩子,酗酒赌博的,咱们现在说的黄赌毒在当时韩国农村应有尽有,比咱们的农村严重得多。这个时期韩国的粮食不够吃,也饿死了一些老百姓。而政治家们在选举之际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也腐蚀了农民身心健康。还有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居住条件恶劣,交通通讯不畅,农民卫生医疗和教育培训严重滞后,与城市相比很落后。

    (2)资源的约束,客观上要求开发人力资源韩国这个地方山地较多,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22%,因人口密度大,平均每户耕地只有1公顷多。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和学者们们认为,只有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才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惟一途径。而要想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一是必须提高国民的科技水平;二是必须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况且当时韩国的科技水平也很高。但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国外引进获取的。这就需要有一种运动来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从而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

    (3)财力和物力的积蓄使新村的建设成为可能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其中新农村运动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水泥和钢筋有剩余。

    2.新村运动的实践

    针对城乡发展失衡问题,韩国政府从1970年起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同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村运动”,希望通过这一运动将“所有的村庄都能从落后的停滞的传统村庄发展成先进的现代村庄”。韩国新村运动至今已开展30多年,新村运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基础设施建设阶段(1971——1973年)

    1970年11月,韩国政府首先拨款20亿美元启动“新村运动”,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阶段最令人惊讶的是“水泥效应”。1971年水泥生产供大于求,库存积压严重。政府决定免费向全国3万余个村庄发放水泥,平均每村335袋,每户4袋,并明确规定这些水泥只能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地方政府则提出了修桥、河堤、草屋改造、改善饮水条件、修建新农村会馆和村级公路等20多种乡村建设项目,交给农民自主开发,政府则派技术人员指导村镇制定建设规划。

    为了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新村的热情,韩国政府在投资方面还确立了“先动先扶、不动不扶”的原则,根据各村利用政府物资的效率,将其分为自立村、自助村和基础村三个类别。政府的援助只分给农民参与程度高的村。对那些达到政府要求的村,政府第二年再加拨500袋水泥、1吨钢筋;对那些干得不好的基础村,第二年则取消相关供应。但如果基础村工作面貌发生了改变,政府还可在第三年追加1000袋水泥。一开始,韩国三万五千个村,一万六千个村动员起来,这种实物形式的“物质刺激”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多村子加班加点,竞相赶超。这样大家形成竞争氛围,比学赶帮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到1978年最差的村基本消失,三分之二变成自立村,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政府还发放补助和提供长达30年低息贷款,并推荐12种标准住宅图纸,让农民改造住房,受到极大欢迎。同时,交通的改善大大减少了水泥等建材的运费,降低了建房成本。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  

    这一阶段,新村运动迅速扩散到厂矿、学校和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新村建设的重点也从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到了增加收入和改善提高生活质量。政府为此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的计划和措施。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同时还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并不断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这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批评和责难。但经过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和社会实效。这一阶段,农民合作组织、农村金融组织、农民技术推广教育组织得到完善。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不断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大部分的工作转到民间团体、大学、科研机关。比如韩国的190多个大学,几乎所有大学都参与了新村建设,大学生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就给学分,学者的研究也走出学院,更加切合实际,很多学者把参与新村运动当作自己的使命。政府则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

    (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这个阶段三农问题基本解决了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进入21世纪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为巩固“新村运动”的成果,韩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再度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尤其是2004年以来,韩国政府开始推行的“一社一村”运动更具代表性,即城里的公司企业自愿与乡村建立合作交流关系,对其进行“一帮一”支援。这项运动得到了卢武铉总统的首肯,并由农林部列为2005年的重点方针,现已列入新的五年规划。目前,“一社一村”活动意义深远,正逐步扩大为“一校一村”、“一小区一村”、“一店一村”、“一机关一村”。

    新村运动的成效:通过多年的努力,“新村运动”已经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韩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实现了经济腾飞,城乡发展的差距大为缩小。实现了城乡的和谐统筹发展。自1970年以来,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长期保持在1:0.8~1:0.9之间。1993年,韩国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2004年,韩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是1:0.94。而我国城乡差距到2005年则是3.22:1,我国农村有些地方甚至还吃不饱饭的现象,就连电视目前还有2460万的农村人口看不到。

    3.新村运动取得成效的因素分析

    韩国的“新村运动”,历程之短,成就之大令世人瞩目。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新村运动”开始之前,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而农民生活不提高反过来又难以恢复农民信心。所以“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在新村运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村教育。韩国新村运动的元老们一致认为,新村教育是新村运动的核心。新村教育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狠抓农民培训,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是一名军人,有趣的是他还是师范学校毕业,出生于农村,当过农村教师,会作词作曲。著名的《新村之歌》就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的。这也是韩国政府在当时那样重视新村教育培训的缘故。为了培训“新村运动”骨干,韩国中央和地方都设有相应的培训机构。其中,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10年间为基层培养骨干人员16.5万名,受到农业技术教育的农民也达到2700多万人次。韩国政府还安排国家公务员、社会名流、知识界人士和企业老总等参加新村教育,与新村建设指导员一起同吃同住,开展讨论。政府还动员大专院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在这之前,中央各部委可是各唱各的调子,交通部只关心修路,农林部只关心大米和粮食生产,电力公司只关心城市和工业用电,学校只关心办学招生。一开始,工商界总裁们很不愿意参加培训,他们认为和农民一起培训学不到什么,另外居住条件有限,再说公司很忙,日夜加班,满脑子是扩大出口。国家发起新村运动时,新闻界也没有介入,他们一直认为新村运动是一种“政治教化”,持有批判态度,对宣传报道并不感兴趣。而当这些社会精英们参加培训后,都被那些活生生的农村感人事迹和农村面貌的焕然一新所折服。他们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而且通过与农民学员一同吃住,学习和讨论,了解了农民的诉求。当农民在台上讲到为了办一次手续,为了中午一顿饭,省下一点钱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郡、面(县、乡)政府却遭到冷遇时,台下的公务员们脸红了。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些社会精英在培训期间不仅得到政策与知识培训,还深深被农民在艰苦的条件下表现出的无私和爱国心感动了。仅仅1970年到1984年就有10500名社会精英参加了培训。这对韩国建立和谐、诚信、文明的社会可以说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韩国新村运动仍有生命力就是因为韩国国民普遍接受和积极参与过这一新村建设。

    (2)长远着眼,小处入手。新村运动之初上马的建设项目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这些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并且都是从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入手,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其作用立竿见影,容易激发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在实施中,也很容易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

    (3)以工业发展积聚的国力反哺落后的传统农业。政府以工业的强劲增长为后盾,最大限度给予了农村财政支持,平衡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财富分配。同时,政府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优惠政策,发展乡村工业,以至农民的收入得到很大提高。

    (4)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责任到人。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推进、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了专门机构,在中央一级,具体的领导部门是民政部,其他部委大都被列为支持性机构,并在内部设立了计划和管理“新村运动”项目的专门机构。1972年还成立了“中央新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调中央各部门积极参与新村运动。以下各级政府也层层复制这种模式。政府还实行公务员对新村建设指导责任制,规定县乡两级公务员每人每周到村里指导不少于两次,并对落实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对帮扶工作做得好的予以提拔,对做得不好的则下放到山区或岛屿工作。另外,还推出新村建设指导员机制,新村指导员由村民选出,与“村庄发展委员会”一起负责本村的新村发展计划和集体性工作的具体组织执行。这些人虽然是业余兼职,志愿服务,也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但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本村选什么项目、怎样执行这些项目有建议权。他们没有固定报酬,但政府给其一定的精神和物质的奖励。

    (二)日本造村运动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韩国“新村运动”的确对改变其农村面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据考证,日本两次推进的新农村建设的时间远远早于韩国。韩国的“新村运动”也是在认真研究借鉴日本新农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而展开的。就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框架设计而言,日本优于韩国,而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保障体系,使其新农村建设一直持续至今,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国家。综观日本推进农村建设的进程及农村现状,日本的经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1.日本造村运动的实践情况

    (1)第一次新农村建设(1956年开始实施――1962年底告一阶段)

    与我国一样,日本农业也是弱质产业。上世纪50年代初期也遭遇过饥饿期。当时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农村青年对未来的农业和农村失去信心等问题的存在,使日本当局迫切要求改变农村的现状。1955年12月,时任内阁农林大臣的河野一郎针对农村存在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并得到国会众参两院议员的普遍赞同。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确定为在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下,最大限度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强化农业基本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农民合作,提高经营水平。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确定推行区域。根据河野一郎建立农民经营共同体的主张,推进的区域确定在900户及1000户规模的村庄,并以此推动农户的经营联合。自1956年至1960年,政府共指定4548个市町村为实施区域。二是建立新农村建设推进体制。被指定的市町村分别成立农村振兴协议会,通过发扬民主的方式,集中农民的智慧,与当地政府部门及团体充分协商,制定农村振兴规划并付诸实施。三是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主要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农村通电通信、建立公共设施、发展畜牧业等领域。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除当地农民资金及政府农业金融机构贷款外,国家还采取特殊补贴方式,并不断提高补贴水平。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相当可观。据统计,自1956年至1962年的7年间,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补贴总额高达480亿日元,最初平均每个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市町村费用高达1000万日元,其中40%由中央政府补贴。

    7年来,在国家优惠政策和资金补贴的扶持下,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顺利完成。由于小规模零散的土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普遍得到整治,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产出率,而且还为大规模实行机械化作业奠定了基础。大批农村公共设施的建立,促进了农民的进一步联合。更为可喜的是,调动广大农民建设自己家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村青年更是重新唤起了务农的热情。

    (2)第二次新农村建设(1967年――1979年)

    1960年11月,池田内阁颁发了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提出国民收入及生活水平要赶上西欧发达国家的目标,目标的确立使日本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1968年成为仅次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虽然推动了农业发展,但也给农业及农村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使其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还造成了工农收入和城乡差距的拉大。日本农业和农村还面临劳动力不足、经营规模过小、机械化程度偏低、农民住宅居住条件较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设施落后等一系列矛盾。从外部看,日本虽然于1955年9月已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但至1965年,欧美列强尚未对日本农业施加压力。伴随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及对外出口的激增,欧美自60年代中期开始向日本农业施加压力,逼迫其开放农产品市场,日本农产品开始面临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挑战。

    为了有效解决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日本政府于1967年3月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出台谋求经济产业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适应国际化经济发展趋势、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环境污染等一整套政策措施。在农业及农村方面,该计划则强调全力推行综合农业政策,推进农业及农村现代化。这被日本农业界称之为“第二次新农村建设”。

    推进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宗旨是在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建设力度,全面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其主攻方向首先放在提高农业经营现代化水平上。为此,政府大量投资,强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条田化、暗渠排灌、农用道路及农业防灾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改善生活环境方面,提出了“把农村建成具有魅力的舒畅生活空间”的目标,大力推进保护农村自然环境,改建和新建农民住宅,为农民建立集会活动场所,充实学校、医疗单位,建立农村保障制度并加大扶持强度。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政府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此举不仅抑制了大量农民流向城市,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变了农村面貌。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的区域规模及资金扶持力度远远大于第一次。国家指定的3100个市町村,约占当时日本市町村总和的80%。每个市町村除政府补贴9000万日元外,还由国家农业金融机构贷款2000万日元。

    日本“造村运动”的成效在政策与资金的大力支持下,第二次新农村建设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效果。大大加快了农业与农村现代化进程,农业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急速上升。据统计,在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的1967年至1979年13年间,农业生产总值增幅高达177.6%。可以用以下“四高”来说明。一是农民收入水平高。日本农户平均经营面积仅为1.6公顷,但经营规模过小并未成为抑制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由于国家强力扶持与农民精细化经营以及非农就业收入激增,日本农户户均收入自上世纪70年代底开始一直高于城市工薪家庭。2002年户均纯收入784万日元,折人民币56万元,人均17万元。而我们国家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才为3255元;二是农村城市化水平高。日本是亚洲农村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2002年农户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7.8%。日本城乡差距较小,农村基础设施健全,社会事业发展较快。农村自然环境的巨大魅力吸引大量城市居民返乡居住,农村已成为城乡居民混居的社区。三是农民经营素质高。日本教育闻名世界,农村和农业教育十分发达,大学毕业返乡务农随处可见,农村基层干部具有较强的管理农村的经验。四是农产品质量水平高。日本是世界上生活质量较高的国家,其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格化水平居世界前茅,安全化生产已成时尚。

    2.造村运动取得成效的因素分析

    (1)行政力量助推,建立健康的运行机制

    日本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农民自发和社会组织,众多积极因素及一系列健康机制的形成,都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推动。首先,他们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运作体系。其次,构建了强力的财政“反哺”体系和工业“反哺”体系。第三,注重发挥农技服务作用。在农业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推广、农民素质培训、生产良种供应等方面建立了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强大的保障机制是日本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法宝

    日本农业与农村现代化之所以能在亚洲独树一帜,能在农业经营规模较小的不利条件下开创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先河,关键是国家建立和健全了各类保障机制,从而确保了农业和农村的各项制度能在良好而顺畅的环境下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资金、科技是确保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三大保障要素。综观日本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它的保障机制具有明显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等特点。还有就是它的政策与发展规划几乎全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不受政权更迭和领导层人事变动的影响。日本国家财政对农业与农村的支持力度和保护程度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若再加上地方政府预算支出,财政支农资金超过农业GDP总额。

    (3)坚持依靠科技创新,突出产业支撑作用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科技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贫乏的资源阻碍了日本农业的广度发展,但科技的力量却促进了深度开发,大面积的黑土、泥炭土及泛碱土生长出了极大的财富。例:千代川町的一个两兄弟合伙办的绿色企业,可以看出日本农业企业的现代化水平。这对兄弟合作投资了1.7亿日元,建起了6800平方米的永久性玻璃大棚,从事蔬菜无土栽培,走进玻璃房内,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足球场般宽阔平坦的板块,各色作物有序地拼合其间,令人赏心悦目。在参观时,主人按动电钮,各个板块相互叠加。来访者可以径直走到需要了解的作物近前。各种作物所需的营养都经电脑控制,配置成营养液,再通过管道直接传送到营养盘里,比利用土壤栽培要省事得多。走进他的蔬菜整理车间,发现蔬菜整理也都是机械化操作。比如洗葱则通过洗葱机的清洗,再输入传送带,进行塑料包装,然后再机械装箱。这对农民兄弟,脑海里怎么也无法产生“农民”的印象。像此类高规格、高科技的现代农业企业在日本农村已不鲜见。

    (三)德国的新农村建设

    1.德国农村改革的实践

    二战后的德国,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地区的情况并不乐观而战时和战后恢复工业经济的迫切,使工农业剪刀差的问题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现实压力,造成大批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地区,迁往城市人口密集区,农业的萧条使城乡社会经济差别迅速拉大,同时进一步使城市不堪重负,在就业、环境等诸多方面面临严峻局面。在此背景下,巴伐利亚州开始一个著名的试验――巴伐利亚试验,而且一搞就搞了50多年。这也是德国新农村发展模式中最有代表性的模式,也就是城乡等值化模式。所谓“等值化”,指的是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而非形态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包括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等,使在农村居住仅是环境选择、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这听起来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从1990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其主要思路如下:一是制定“村镇整体发展规划”,如调整地块的分布,改善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等;二是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积极推广农村机械化作业,组建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三是保护传统文明,如整修传统民居、建立博物馆等;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推行“双元制”教学,让孩子从小既学文化课,也学实用技术。同时,文体娱乐活动也被他们看作像吃饭穿衣一样的平常事,村庄里各种娱乐设施齐全。通过改革实现了“在农村地区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的,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农民工作模式发生改变,企业化的生产和管理,使农民变成企业职工。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德国农村改革的成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证明,德国的农村改革实践是比较成功的。例:德国媒体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名为“德国哪里生活最舒适”的排行榜,而登上榜首的往往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村庄。一个农民对记者说:“在德国农村生活,丝毫不亚于城市。”不仅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且还总结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理想的农村发展模式,并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试验。这种模式在中国也有一试验区域。1990年,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赛德尔基金会共同在山东青州南张楼村开始合作试验。至2005年共往该村的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约450万元人民币,但从未向企业投过1分钱。15年后,该村全村工农业经济产值达到2.8亿元。兴建了80多个中小企业,农民工作模式发生极大改变,同时还提高了农民参与本村管理和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

    2.德国农村改革的取得成效的因素分析

    (1)注重城乡的统筹发展

    德国农村建设的基点是立足于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建设也不是以城市为标准,追求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更符合农民需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为以有限的财力物力给农民创造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供了可能。这种模式不仅保护农村的传统文明,而且也为其注入了时代的元素。

    (2)不断赋予农业新的内涵

    最初德国从土地资源上着手,整理土地资源,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现代化的管理,从而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利用。近些年德国农业的出发点则是既要发展生产,又要保护环境,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暴发的“疯牛病”以及近年来石油价格高这两大因素不断刺激着德国农业政策的神经。为了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德国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其成员的共同行为准则是,要保护好自己生存环境里的生态平衡,不能使用化肥、化学农药和除草剂。许多大学和研究部门都设置了生态农业专业。德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德国政府每年拨巨款用于发展能源作物(即可代替矿物资源、化工原料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种植,全国也有20多所大学、科研机构协助农民发展能源作物种植。在德国化工领域,植物能源的使用量占其整个能源使用量的比例已高达12%。在德国各地广泛种植的油菜籽,已成为能源、化工部门收购的重要作物之一,马铃薯和玉米也成了许多工业企业的替代原料。

    德国是生物柴油利用最广泛的国家,占世界总消费量的一半多。德国政府对生物柴油的生产企业全额免除税收,使其价格低于普通柴油。德国政府表示,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必须着手发展新战略,开发生物燃料是德国政府新燃料战略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出发,德国农业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3)把合作社发展成为功能齐全的农业服务体系

    德国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模式,一般来说,农户土地面积小,资金不足,是不利于实现机械化的,但德国农业都实现了机械化。在这方面,遍及德国农村上万个各种各样的农村合作社立下了汗马功劳。

    各种各样的合作社遍布德国农村,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服务网络。为农民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和有力的保障,在农业中发挥着个体农民和国家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据统计,战后初期,德国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农产品只能供养10人,但是目前,已能供养130人。德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居欧盟各国之首。

    (4)农村的项目扶助力度大

    这几年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资助和支持农业及农村发展的措施,其中包括:投资促进方案、生产管理促进方案、农民收入渠道多样化促进方案,以及面向40岁以下青年农民的补贴方案、资助山区和土地贫瘠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资助方案等。

    2002年至2005年间,德国政府共出资4500万欧元,在18个农村地区开展了500多个资助项目,并从中汲取有关农村发展的经验。实践证明,如果农村地区认清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制定出对路的综合发展战略,就完全可以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取得更好的效益。

    二、国外农村建设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与以上三个国家的过去都有相似之处,尤其与韩国和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颇为相似。比如同样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农业,整个社会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门槛,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一定的转型,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城乡发展不均衡,户籍制度出现一定的松动迹象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解决农村问题非常好的背景基础和有利因素,也是中国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大胆借鉴韩日经验的基础。当然,不同的国家,情况千差万别,要想总结出一套可以搬来就用的办法,是不大可能的。不过,如果透过现象,研究一下规律,准确把握并认真研究借鉴外国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必将对我国正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启示之一:重视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一代农民

    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关键。而我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又表现为三个方面:农民太多、太散、太弱。

    1.给予农民以国民待遇,让农民充分享受社会经济进步的成果,调动农民积极性

    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分配不断调整的过程,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某些人群。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地把某个群体排斥在发展之外,这种发展将很难长期持续的,很容易把发展的列车拉出轨道。中央党校农业问题专家曾业松说,数千年的农业社会里,“重农”传统自古有之,只不过历史上的“重农”,重的多是农民的生产力,而不完全是农民的利益。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区别对待的办法,这使城乡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是不利。强调“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意味着要把农民也纳入到整个社会发展中,让农民也享受到社会经济进步的成果。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之一。农民没有积极性政府再着急也没有用。农民的参与动机更能激发出他们的劳动与创造能力。在我对国外农村的材料浏览时,阿根廷这个国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阿根廷之所以能跻身于世界农牧业强国之列,除了他的自然优势外,还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阿根廷对农民的重视。阿根廷有一个农牧业展览会,始于1886年,100多年来,农牧业展览会有一句不变的口号——“种地就是报效祖国”。这句口号至今还写在农展会的中心广场上。由此可见其农民的地位与待遇是与其它领域是平等的。正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保护,2001年底,阿根廷虽然发生政治经济危机,社会严重动荡,但广大的农村地区仍能保持了平静与稳定。

    在我国,我们也欣喜的看到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这两年的工作重心正也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通过多方努力保障农民的各项基本权益;制定和实施许多以农民为主体的福利政策;坚决清理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等等。中央对农民的重视,使农民的积极性再次唤起。农民正逐渐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经济进步的成果。

    2.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建设新农村,农民是真正的主体,提高农民素质是关键。而要培养一批素质高的新型农民,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农民的精神面貌。我国在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先进时代精神还没有完全取代农村原有的、落后的、保守的文化意识和观念。现在农民的小农文化意识还很强,在生活方式上的墨守成规,对土地有严重的依赖性,安于现状,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还普遍存在;再者长期以来农村基层的文化生活比较匮乏,迷信黄赌毒等恶习有愈演愈烈的势头;三是村民的惰性、盲从心理严重,如看到别人搞养殖赚了钱自己也盲目的跟着上,毫不考虑自身的条件和其他的外在因素;四是村民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如他们随意倾倒日常生活垃圾,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而忽视食品的安全等。这些现象在我国的农村普遍存在,它与整个农村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农民的综合素质还严重落后,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先进的思想文化不去占领,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就必然会去占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精神领域,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项对农民思想改造运动。要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从根本上对农民的思想加以适当的引导,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制定和实施中去。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力度,狠抓农民培训,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力争通过培育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

    3.重视农协组织的作用。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日韩德三国农民应对市场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都组建农协组织,通过农协壮大经营实力来提升农民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我国受传统观念影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方式根深蒂固,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显得脆弱无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增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产业把农民集结起来,凝成一个整体,增强产业的竞争实力。

    启示之二:建设农村:狠抓政治文明,改变农村的整体面貌,共建和谐家园

    1.狠抓政治文明,保证新农村建设的建康持续进行

    连续三年,连续三个1号文件,我们可以看出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好政策换来了农业的好收成、农村的好形势和农民的好心情。如春风化雨,浸润着田野大地、亿万农民的心田。但再好的政策也需要好的政治环境作为保障。但现在我们看到我国农村还有许多背离党的宗旨、违背老百姓意愿的不健康因素。如村级负债情况严重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有的村负债几十万元左右,有的村负债则高达几百上千万元。农村的多种利益群体关系紧张。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不信任,不理解,在冷漠中蕴藏着紧张和危机。乡村干部们一些违背村民意愿的行为让村民痛恨不已。另外,农村的霸田现象也非常严重。正是由于这种村民所属的弱势群体与村干部所属的权势群体之间矛盾比较突出,使按正常的程序来选出村干部很难,即便村民选举出代表村民利益的人,这样的人会受到排挤,很难真正发挥其村干部的作用。民主管理根本无从谈起。上述问题在我国广大农村基本都存在,它使许多村的基层组织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上级政策贯彻不到位,农民利益长期受到损害,最终导致农民对国家社会利益逐渐冷漠,对政府的信任度也逐渐降低。而这一切如不及时化解必然会危害到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韩国有一句名言说得很好,“上流水清,下流才会清”。政治文明方面如果我们没有抓好,新农村建设是难以健康持续进行的。“管理民主”这四个字,即是我国新农村的目标之一,也是解决政治文明的最好办法之一。只有那些真正尊重民意的,能够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干部,才是我们建设新农村的中坚力量。在这里我比较欣赏韩国的新村指导员制度,虽然他们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也没有固定报酬,但在“新村运动”中作用关键,功不可没。很多人认为不给钱谁去干呢,韩国政府不是不给钱,而是看他的工作结果,看他是否让这个村取得快速发展。创造价值越大的人,得到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也越大。这种机制的确有效地遏制了基层腐败的滋生。现在我们国家许多地方提倡让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去当村长,这也算是一个积极的办法。

    2.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特色村庄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生活水平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然而,农村的生态、生活环境却没有质的改善,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很不好。“露天厕、泥水街、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环境的形象描述。一些具有严重污染的企业向农村的转移也危及到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现在,虽然我国一些地方的村容村貌搞的很好,但是许多都是千篇一律。一样的村民住宅、一样的院墙、一样的道路绿化,使人感觉不到区别,更看不到特色。国外在改善村容村貌上都很注重坚持传统而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格。像到韩国农村,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韩国的。到日本农村一看就知道是日本的,到德国一看就知道这是西欧风情。我国只在少数民族聚集区比较明显。借鉴以上几国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和实践,中国在注重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同时我们在改善农村的村容村貌时,也一定要注意保留一些中国特色和本地特色,同时我们也不放弃融入了一些时代的先进元素。

    启示之三:发展农业:调动一切积极性力量,加速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到什么时候,农业都是我们国家的命脉。过去的经验一再表明,每当我国增大主要农产品的进口数量时,国际市场就出现短缺,价格会明显上涨。我们人口毕竟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一旦出现农业危机,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为此,提高国内资源利用效率,不断增强国内农业生产能力,推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是我们应该长抓不懈的工作。

    1.加大反哺力度,拓宽反哺的渠道和领域,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党和政府并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我国政府现在大力推行反哺三农,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等。就国内而言,是还历史欠账;就全球潮流而言,它是健全现代市场理论体系、完善现代经济文明的必要之举。国外的经验也说明没有“反哺制”就没有新农村。比如目前韩国搞的“一社一村”,“一校一村”、“一小区一村”、“一店一村”、“一机关一村”“一村一品”等就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所谓“一社一村”,就是一家企业自愿与一个村庄建立“姊妹关系”,对其进行“一帮一”的支援。这项运动自2004年推行以来,迅速发展成为全社会参与的支农运动。目前,参与该运动的企业、政府部门和民众团体达到6000多家。三星集团是“一社一村”运动的带头企业之一。三星所属30家公司已与195个村庄建立了互助关系,仅去年一年,支农资金就达46亿韩元。企业支农不只是提供资金和物资,“除了给他们‘鱼’,更重要的是教他们‘捕鱼’的方法。”如:喜安村在与三星康宁精密玻璃公司结成“姊妹关系”后,公司聘请专家改良玉米品种,公司对其村的葡萄进行深加工厂。去年农副产品销售额猛增到1亿韩元。还有大沺米村是三星康宁精密玻璃公司的另一个姊妹村,由于它地处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公司与村民协商后,决定走“农村体验观光”的致富路子。去年全村的年收入翻了一番。

    资金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并没有一味地投入资金,而是采取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的机制,以此拓展资金来源。因此,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必须以政府投入为“催化剂”,有效激活社会各方的资金来源,充分利用社会各界投资。

    总之,我们国家建设新农村一定要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战略基础上,逐渐形成政策哺农、资金哺农、科技哺农、教育哺农、卫生哺农、社会保障哺农等各行各业哺农的政策体系和机制,这样才能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航母的快速前进。

    2.整合资源,挖掘潜力,不断赋予农业以新的内涵

    首先要充分地利用农村的资源。农村最大的资源还是土地资源,对土地的充分利用是改变弱势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在山东南张楼村的试验项目材料在我看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最初一个措施就是进行土地资源的整理和科学分配,通过整理使土地增加了100多公顷,并在科学的规划的基础上改良了农作物的品种和方式,并在公用地上建立了近百个中小企业。从而使土地资源发挥了更大的价值。

    其次要培育专业化的优质农业和生态农业。我很喜欢看中央7频道笑林主持的每日农经节目,从这个节目我看到我们国家也有许多好的农业项目和产品。但总体来说我们的农业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可以挖掘。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向日本多取经。日本的农民几乎都是专业户,种鲜花的全部是鲜花。有些农户在产品换季时再改种另一个主导产品。一般每户农民全年只生产一至二个品种,最多不超三个品种,但无论种植何种作物,都体现出日本农民“绣花”般的细心与精致,每个生产环节都十分考究。而且,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变成商品。在日本,即使是白菜、萝卜、土豆等常规菜,也全部是优良品种。在各类市场上,凡是我们所见到的农产品,都是色泽亮丽,规格统一,赏心悦目,堪称精品。而且都是经过精心整理包装的,包装箱上都印有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姓名。农产品的商品率极高。那种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景象,在日本农村无迹可寻。以稻米为例,他们的亩产只有600-800斤,只相当于我国平均亩产的百分之六七十,但是日本大米无论在观感、还是在口感上都独树一帜,每斤大米可以卖到300日元(折合人民币24元左右)。我们盘锦大米也很好,但在上半年北京的展销会上每斤却只卖到2.5元,相差得太多。

    当前我们看到世界的资源和能源危机越来越严峻,对于我们这样的能源消耗大国我们应该及时地学习德国的经验,大力发挥高效的生态农业,并依托科技的力量,不断赋予农业以新的内涵。

    3.依托科技,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企业

    韩、日、德三国在农业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推广、农民素质培训、生产良种供应等方面建立了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目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没得到根本改观。不用说陕北老农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说西北地区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高耸着的工厂烟囱和规模巨大的厂房旁边,田间地头的农民大多还是靠手工耕作。

    结束语:借鉴先进模式,不断创新思考新的发展途径

    虽然国外有先行经验可以借鉴,但一些具体的措施方法如何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还需要我们三思而后行,谨慎从事。上面所述的三个国家的农村改革实践,应该说给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先进模式下,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和韩国长期维持高投入的农业政策,使日韩农业成本过高,农户经济基本上失去国际竞争力;还有德国城乡等值化模式在实践中也与理论上有一定的偏差,并不完全普遍适合我们国家农村的建设发展实际。我们中国有名古话说,“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我们在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之时,还应该不断地创新思维。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把好经验用好用足,少走弯路,同时又要求我们在借鉴先进模式之时,要尊重我国农业发展规律,尊重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尊重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多数人口的国家里,农民是否安居乐业,是否能够获得充分权益的保障,对于我国的社会和谐、政治的稳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一定要转变过去那些陈腐的路子,一定要以尊重科学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把我国的新农村建设的宏图伟业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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